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和傳統空間肌理的城市中，不僅在歷史街區(qū)的保護中需嚴格保全現有的空間結構和城市肌理，在大量性的舊城改造中，也應研究傳統城市肌理的基本特征以及拓撲關系在現代城市功能背景之下的轉化和再應用，從而使城市肌理在發(fā)展中得到本質的延續(xù)。下面，試就歷史文化名城昆明為例，做一些粗淺的分析及思考，以期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沿革與街區(qū)特色
　　春城昆明位于云南省中部，滇池北岸。城區(qū)三面依山、一面臨水，湖山秀麗、古跡眾多，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歷史。
　　據可考證的歷史舊志記載，昆明正式建城始于唐代，史稱拓東城。在700多年前的元代，昆明已“系一壯麗大城”。以后，在明代（約1382年）建起了磚城，建造了城樓，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衙門、宅院和牌坊，確立了基本的城市格局；加之，清代至近代不斷重修，使昆明成為一個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城市。至辛亥革命后，昆明“列市縱橫、極為繁盛”。街巷兩側的“一顆印”及其它樣式的院落空間依托著城廂內外的150余條街道，400多條大小巷道形成了具有昆明特色的院、巷、街、市的城市空間體系，并為后人留下極富韻味的城市肌理與空間形態(tài)。
　　昆明舊城（或稱府城）內的街巷道路空間體系、城市肌理的形成和演化與歷史變革、制度更疊、社會生活、文化觀念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分析和梳理城市發(fā)展的脈絡，可以看出幾個方面的特征：
　　1.明、清時代，昆明在云南境內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中心的地位已被確定。出于各種需要，朝政對城市進行多次整體或局部的規(guī)劃與建設。城市格局既體現了對中原“禮制”城市的沿襲，有著相對嚴謹的城門及主要街道系統；但又出于對地理環(huán)境、商業(yè)民俗等因素的照應而在街巷走向上表現更多的靈活和自如。尤其是官府衙署、會館廟宇、商鋪市井之間穿梭往來的社會聯系和公共活動，使街巷道路縱橫交錯、密如織網、曲折幽深。
　　2.隨著封建制度的解體，在20世紀初的民國時期，城市精神氣質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府城中百姓生活逐漸取代了府衙活動，商業(yè)貿易逐漸替代了政治生活，世俗化的生活氛圍逐漸彌漫和蕩漾。這里，除政府對城市繼續(xù)進行統一的建設整治外，院落式的民宅大量建造并充斥于大街小巷之中，它們與明清的街巷格局有機融合以適應內向的家庭生活和外向的城市商業(yè)活動。院落內為家庭起居，臨街面則成鋪面；由此構成了院落空間與巷、街、市井空間相結合的結構體系。
　　3.云南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昆明城的人口也多為征戰(zhàn)戍邊及流放而客居它鄉(xiāng)的內地兵將及朝臣的后裔；所以，昆明歷來就有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互相碰撞、吸收、融合的傳統。自清以后，隨著滇越鐵路的開通和商埠的開放，西方文化意識觀念隨其資本進入云南并與云南本土文化互相交融而滲入到城市文化與生活中。同時，商貿的進一步發(fā)達、平民世俗化生活的更加濃郁；再加上民國期間，政府對昆明的很多街道進行了整修（如：長春路、武成路、三市等），對部分街道兩側的商鋪建筑的形態(tài)及風格做了必要的控制。所以，形成了一些形式風格多樣而統一、有連續(xù)完整界面，極具典型特色的街道空間與建筑形態(tài)：
　　以武成路、長春路為代表的商住結合的二層木構架合院式建筑形態(tài)。前為商店鋪面、后為居住內院，出檐碩大、上下兩層界面對齊。整個街道建筑的高度、檐口、挑梁、穿枋、木窗、封火山墻做法大至相同，但卻不管細微之處的精巧處理與變化。
　　以金碧路為代表的，在二至三層的傳統院落式民居的臨街面上附加一層帶有西洋券柱風格的“皮”的建筑形態(tài)及沿街連繼界面。這些具有殖民化色彩的建筑立面構成，所依托的仍然是傳統木構架系統的院落空間。一個個相對完整、規(guī)則的院落空間有機生長，沿街面由一個個柱與券的組合單元有序排列而成；同時，拱石結構技術與木構技術在處理方式上彼此交匯、融合，整體街道形式風格既完整統一而又清晰肯定，并富有多重表意的變化。
　　以同仁街為代表的二層騎樓式建筑。與上述類型的建筑相似，它同樣依托了內向性的合院空間，只是二層向臨街面自然延伸并下設支撐柱，從而形成連續(xù)界面的騎樓式商業(yè)街。